区域经济新格局：东部再出发

　　东部正在新一轮的改革和开放中担当重任。

　　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正在拓展中的自贸区布局可以看出，中国的区域战略已经从原来的单独片区开发转向东中西部串联的大战略，国家层面的扶持政策仍会倾向于中西部，但东部将获得更多的改革测试空间。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明确表示，“十三五”规划区域发展将重点支持东部沿海地区。

　　在经济增速放缓以及经济转型的阵痛中，东部正高举改革和开放的旗帜，重新出发。

　　重启东部不能理解为要改变东部增速慢的趋势，这些年“东慢西快”的增长格局不仅与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有密切关系，也是国家不断加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力度的结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指出，这并不是国家区域发展重点又要转移，而是从“转型升级”方面考虑“东部率先”。

　　“东部率先”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引领了自贸区战略。无论是首先获得自贸区试验落户的上海，还是第二批获批自贸区的天津、广东、福建，均处在开放前沿。

　　2015年4月18日，上海浦东迎来了它开发开放25周年的日子。

　　在见诸报端的庆祝活动背后，浦东新区的官方网站上，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的个人简介中悄然加上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的头衔。

　　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浦东的扩区，被认为是开发开放25年后，浦东再次迎来的机遇，也是未来十年浦东发展的着力点。沈晓明在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说，自贸区对浦东来讲，只有意义，没有挑战。

　　“我们更多地把自贸区看作是浦东二次创业征途上的新的助推器，这与十年前的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一样，将会极大地推动新时期的浦东开发开放。”沈晓明说。

　　作为机遇，自贸区也即将在广东、天津、福建等东部地区落地。与自贸区相得益彰的，是长江经济带中上海以及长三角将发挥龙头作用；而公布不久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中也提出要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

　　至此，有声音提出，目前，中国的区域战略已经从原来的单独片区开发转向东中西部串联的大战略，此时，东部战略需被重启。

　　“重启”一词尚值得商榷，东部此前也一直处在这样、那样的片区战略之中。但是，无法回避的是，成本高企、土地受限对东部的困扰仍未消失。因此，与此前东部大手笔吸引投资，迅速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相比，经过经济转型阵痛的东部地区，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转换：不再只是开发的热土，而是开放改革的试验田。

　　而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学者多认为，在像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这样国家战略之下，扶持政策仍会倾向于中西部，而更多的是给东部以改革测试空间。而在这样东中西部可以深度合作的国家战略之下，东部将进一步对外提升国际影响力，对内则将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

　　多重战略叠加的浦东样本

　　在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框架下，对投资管理、金融改革、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的突破让浦东可以及早开始新一轮的产业布局。

　　在经济学家吴敬琏看来，目前浦东在做的一件大的事业，就是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3年9月，28平方公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全部陆域均位于浦东，而在扩区后，120平方公里仍在浦东。

　　沈晓明认为，目前浦东有三个层面上的自贸区，第一个层面是28平方公里，第二个层面是包括这28平方公里在内的120平方公里，这两个层面上的自贸区主要任务是总书记要求的，“要成为我们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

　　第三个层面的自贸区是1200平方公里的自贸区(记者注：浦东新区总面积为1210.41平方公里)，更多的是承接现在自贸区已经形成的经验的辐射和推广。

　　在外界看来，自贸试验区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堪比入世和当年深圳特区开放，浦东在这一战略的推行中，无疑占得了先机。

　　吴敬琏认为，全球化在不久的将来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这样的试验不是有了这块地，建设得很漂亮就能实现，浦东的试验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有很重大的意义。”

　　在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框架下，对投资管理、金融改革、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的突破让浦东可以及早开始新一轮的产业布局。

　　以外资医疗服务领域为例，近日，德国阿特蒙集团与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在上海自贸区正式签署了定制租赁框架协议，标志着自贸区医疗服务实体项目落地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阿特蒙集团进驻浦东的重要原因是自贸区对服务业的扩大开放。

　　除了自贸区，坐拥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浦东还将承担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重任。沈晓明认为，在科创中心建设当中，浦东应该发挥核心功能区作用，浦东具备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基地的条件。

　　入驻浦东创客中心的创业团队MSEMI成员之一的刘志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MSEMI主要从事IC业务，将团队放在张江主要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张江拥有成熟的产业链以及公平的竞争环境。

　　除此之外，2005年开始的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多个国家战略在浦东重合。沈晓明认为，这些国家战略之间是有联系的，在推动这些工作的时候，也在用结合的办法，不是单打，而是联动。而这些联动都不是口号，都有具体的行动。

　　区域发展“天花板”

　　尽管浦东是一块创业热土，但一定要清醒地看到，体制环境还有不足，对创新创业还有很多障碍和阻力，使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没有原想的那么快。

　　一组数据可以让人更为直观地看到浦东开发开放25年来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飞速发展的缩影：

　　从1990年至今，浦东新区的经济总量从60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7110亿元，财政总收入从10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90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从5亿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685亿元。

　　但在数据背后，却有着与其他东部地区一样的隐忧。2013年开始，浦东经济已经结束了长达23年的两位数增长。

　　除此之外，与东部很多地方一样，甚至更甚的是，浦东的成本高企，是成都用工成本的两倍。与此同时，根据上海市对土地的整体控制，浦东目前离未来十年的控制指标只有25平方公里，几乎要触碰到“天花板”。

　　而在2013年举行的首届浦东经济人物颁奖活动上，吴敬琏也曾指出，尽管浦东是一块创业热土，但一定要清醒地看到，体制环境还有不足，对创新创业还有很多障碍和阻力，使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没有原想的那么快。

　　被更多人“吐槽”的是浦东的民营经济乏力。在过去的25年间，浦东的发展主要靠外资和中外合资，但是这在许多学者看来，并非是真正成功的标准。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自贸区研究中心秘书长陈波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判断是否建立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外商投资是否踊跃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看是否对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打开进入壁垒。

　　浦东新区区长孙继伟表示，从2015年开始，浦东发展的重点将是民营经济，成为民营龙头企业的集聚地。

　　而在成本高企的浦东，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机会。沈晓明说，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跟他讲过两句话，一句话是，靠拿政府钱的民营企业，是搞不大的。第二句话，对民营企业来讲，没有政策就是政策。

　　“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人家更有利于国际化，更有工作效率，政府的一点一划，一言一行是透明的，如果在环境里面，是讲法制、讲公平，虽然我们这里商务成本高一点，生活成本高一点，龙头企业还是会选择我们。”沈晓明说。

　　而在自贸区和科创中心等大的国家战略落地的时候，一个老问题也被摆上了台面：浦东是否还会成为患上“政策依赖症”的“富二代”。

　　2010年后，随着南汇撤销并入浦东以及世博会的落幕，浦东的经济总量被天津滨海新区超越。作为全国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浦东曾被批评为患上了“政策依赖症”的“富二代”。这背后是浦东此前因改革乏力而面临的多重压力。

　　沈晓明曾在多个场合回应“富二代”这一称呼，并面向媒体公开表示浦东没有当“富二代”，不做“富二代”。

　　沈晓明认为，浦东姓改革，浦东姓国家战略。国家明确交办的具体改革事项和战略项目，浦东要不折不扣地推进完成；明确了重点领域，没有明确路径的，浦东要找准改革突破口，规定改革命题，设计改革路径，形成改革路线图；明确了改革方向，还需要突破的改革领域，浦东就要从问题导向出发，提出改革项目和建设性方案，争取先行先试。

　　沈晓明以融资租赁为例，作为全球第五大金融工具，融资租赁十年前在中国并不发达，浦东找到了制约发展的六大制度性瓶颈，与部委沟通，最终使得400多家融资租赁机构在浦东注册，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

　　除此之外浦东试图通过行政审批改革和机构改革再次激发市场和干部活力。2014年1月，浦东新区完成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局合并，正式挂牌成立市场监督管理局，除了将三个机构功能重叠的部门合并以外，更希望就此打破分段监管，构建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统一监督体系。

　　与此同时，2014年，启动机构改革，浦东新区区级机关编制核减15%，内设机构数核减15%，核减干部将下沉基层，充实街镇和开发区管委会队伍。

　　根据沈晓明的调研，目前各个相关方对此都“很高兴”。他开玩笑说，人挪活，树挪死，现在机关里有各种人、通过各种关系希望能够下去，所以浦东还将谋划下一批机关干部下沉的问题。

　　事实上，上述“富二代”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固有模式的东部地区，究竟如何能够将自己突破，重新激发活力。而这一问题能否解决，也将关系到东部能否有足够的力量带动中国大的经济带。

　　“重启”东部战略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三五”规划区域发展将重点支持东部沿海地区。

　　作为东部地区的先发地区，浦东遭遇的发展“天花板”无疑是整个东部发展的缩影。而这些问题，或将在新一轮的区域战略中寻找良方。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三五”规划区域发展将重点支持东部沿海地区。

　　他解释称，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目前东部沿海地区转型升级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十三五”规划里，可能要更好地考虑怎么能够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在转型升级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更好地发挥带动全国转型升级的作用。

　　徐林进一步解释，“十三五”规划站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说，在坚持原有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的基础上，可能也要更好地考虑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作用。因为没有东部沿海地区的转型升级，就不会有全国的转型升级，所以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有分析认为这是东部战略的“重启”，在新一轮开放和改革的过程中，东部再次站在了区域发展的“镁光灯”下。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认为，尚不能由此理解为要改变东部增速慢的趋势，这些年“东慢西快”的增长格局不仅与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有密切关系，也是国家不断加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力度的结果。

　　陈耀指出，这并不是国家区域发展重点又要转移，而是从“转型升级”方面考虑“东部率先”。

　　“东部率先”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引领了自贸区战略。无论是首先获得自贸区试验落户的上海，还是第二批获批自贸区的天津、广东、福建，均处在开放前沿。

　　一位自贸区研究人士称，目前吸收外资的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制造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下滑，外资转向了服务业。而开放将带来外资参与的更为激烈的服务业竞争，东部地区的服务业最为发达，所以首先选择东部进行自贸区开放试验进行压力测试，一些开放措施在东部试验后，才可以推向全国。

　　“东部地区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上述人士说。

　　根据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一季度东部地区已经表现出较强的外资吸引能力。1-3月，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97.8亿美元，同比增长18.8%；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6.7亿美元，同比下降26%；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4.3亿美元，同比下降15.2%。

　　一个更不能忽视的变化是，中国的区域战略逐渐从简单的板块划分开始向东、中、西串联的带状战略统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明确为“三大支撑带”。

　　其中，无论是长江经济带还是“一带一路”，都涵盖了东部的定位。除了自身转型应对开放带来的压力，对内则是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

　　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曾刚看来，辐射带动将体现在东部地区对产业的“控制能力”和“影响能力”。

　　一份上海社科院的决策咨询报告以上海对长江经济带的引领为例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

　　上海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变阶段，产业结构开始去重工业化，向知识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调整转变。而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或中期阶段。产业梯度差异的客观存在，更利于区域之间产业转移及有序分工。

　　同时，上海率先进入转型阶段，率先提出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主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又为上海提供了深化改革开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平台。因此，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上海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具有引领示范作用。

　　曾刚认为，在新战略下，东部产业进一步梯度转移的过程中，东部地区应该防止产业的“空心化”，他认为，尽管东部地区的商务成本高，但进一步通过改革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将可以把龙头企业留在东部，以提供更好的全球化平台。

　　此外，在带状的区域战略下，东部地区可以借助既有优势进行公共平台的搭建，继而带动整个经济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