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人民币未来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

　　亚太地区应形成共识，即这里需要更多贸易、更多投资，而围绕不同形式贸易架构的争吵不休没有价值

　　直面亚太贸易变动的现实

　　——专访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本刊特派记者 金焱 发自华盛顿

　　奥巴马2014年的雄心之一，是通过两个宏大的贸易协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把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网织在一起，美国则横跨这两大贸易区，成为世界贸易的核心。无奈，日美协定未果，TPP的亚太愿景也可望而不可即。

　　而回望2014年，亚太地区自贸热潮高，并以如火如荼的势头直接进入到2015年。过去数十年来，亚洲贸易一体化的步伐一直快于其他地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微博])的数据，以增加值计算，1990年至2012年间，亚洲区域内贸易年均增长达10%以上，增速是亚洲以外地区的2倍，金融一体化也稳步提升。

　　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从2002年的36个增至109个，另有148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之中，两者相加达到257个，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FTA发展势头，占到整个区域贸易的70%以上。而2013年，亚太地区GDP总量合计42.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74.9万亿美元的56.8%，贸易总量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6%，区内贸易比重高达67%。

　　亚太各国的贸易扩张与联结正为亚洲带来共赢。以韩国为例，其国家战略是以自由贸易协定使韩国成为连接东亚和泛太平洋市场的关键一环。经历十年左右的曲折迂回，2014年11月中韩宣布完成实质性谈判，双方在服务、投资、金融、通信等领域达成数十个协议；双方表示争取在2015年尽早签署中韩自贸协定；韩国新西兰自贸协定也在此期间草签，并有望在2015年上半年正式签署；双边交易额高达每年340亿美元的韩国与澳大利亚也在去年底宣布，澳韩自贸协定12月12日正式生效；2015年1月，韩国和加拿大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未来十年，韩加两国间97.5%的贸易商品的进口关税将被削减。

　　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近来显得极为活跃的国家是澳大利亚。2014年7月，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了《经济伙伴协定》，即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成为首个与日本达成贸易协定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几个月后，又与中国和韩国分别在自由贸易协定方面有所斩获；1月中旬，澳大利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商业代表团到印度进行访问，两国希望在2015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上，澳大利亚不仅有美国增派的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澳大利亚还是TPP的12个成员国中重要的一员。

　　陆克文先后在2007年12月至2010年6月，及2013年9月两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在第二任短暂的总理生涯结束后，这位被基辛格评价为“罕有地集全球思想家和成熟的政策制定实践者为一身”的前国家元首，开始更多地投入到思想家的阵营中。陆克文1月出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这个刚刚成立的研究所关注亚洲崛起，也成为陆克文展现他参与构建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关键策略家的秉赋的舞台。

　　亚洲崛起的一个指向是贸易的活跃，从而从过去的跨国公司外包目的地变为全球经济的重要驱动地。在1月22日接受《财经》(微信公众号 mycaijing)记者专访时，陆克文说，亚太地区应形成共识，即这里需要更多贸易、更多投资，而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意味着更多的就业。亚太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应当意识到，围绕不同形式的贸易架构争吵不休没有价值。

　　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快速道上，中国成为所有亚洲国家最活跃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而中国的亚洲布局则以自由贸易区战略为驱动，在去年11月分别与韩国、澳大利亚自贸谈判完成后，中国仍在谈判的自贸协定还有6个，涉及21个国家和地区。陆克文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已远远超过美国。中国是这一地区最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亚洲现在主导全球经济，而中国主导亚洲经济。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和贸易现实，并且将逐渐成为投资现实。

　　澳大利亚的棋子

　　如果给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打分，分值从一分的最低值到十分最高值，我会给这次结果打七分。在自由贸易谈判的历史上，这个结果是不错的

　　《财经》：在亚太地区，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在参与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不仅与中国积极谈判，同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同步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

　　陆克文：自由贸易协定是继世界贸易组织[微博]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的最好机制。如果无法达成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么最好的备选方案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多哈回合过去已将近十年，而我们并未达成多边的机制，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两国的贸易关系已非常深厚。

　　《财经》：算起来至今为止，澳大利亚已经与亚洲的几个贸易巨头中国、日本、韩国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印度也似乎就要一锤定音了。

　　陆克文：其实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对澳大利亚最为重要，其次是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我认为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扩大各经济体的规模。

　　《财经》：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中澳在FTA上谈了十年后，有业内人士认为，最后协定的快速落定，是后面有政治因素推动，也因此，中澳自贸协定的广度和深度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你有同感吗？

　　陆克文：中澳谈判过程非常长，反反复复了十年。这是因为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都是谈判桌上的高手。不难理解，每个国家都在试图最大化本国的利益，这是其一；其次，协定会涉及两国诸多部门，因此，双方可借此机会扩大贸易领域。从中方的角度来说，谈判进一步拓宽了澳大利亚市场，让私人投资可以进入澳大利亚。

　　如果给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打分，分值从一分的最低值到十分最高值，我会给这次结果打七分。在自由贸易谈判的历史上，这个结果是不错的。

　　《财经》：中澳贸易额达到1600亿澳元，而澳大利亚与印度的贸易额是152亿澳元，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罗布抱怨印度的“官僚障碍”导致了澳印贸易额仅为澳中贸易额的十分之一，很多人看好印度会赶超中国，在贸易上也会如此吗？

　　陆克文：澳大利亚与印度的谈判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这是事实。完成谈判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谈判耗时十年，最近才刚开始的与印度的谈判同样也需要很长时间，其他复杂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是如此。我认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比澳大利亚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更全面，这从谈判所涉及的部门就可以看出来。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比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协定更强大。我认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今后的走向是，双方都会意识到，两国的经济发展都在换挡，因此双方应当逐渐降低更多的贸易门槛。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还需要长期的谈判。

　　《财经》：这么说你并不看好澳大利亚能在2015年内与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陆克文：不太看好。我个人认为，谈判将漫长而复杂。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要拭目以待。但至少我们现在和中国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协定将增强在某些领域的双边贸易，特别是一些关键部门如国际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双方可以扩大贸易合作，并且打通更多投资渠道。

　　《财经》：如果中国这么重要，为什么澳大利亚没有参加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澳大利亚的缺席是否会失去对这个政策性多边机构走向的影响？

　　陆克文：我曾公开表示，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应该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AIIB的创始成员，如果澳大利亚参加，我们将能与中国等国家共同制定其运行规则。而且，我并不认为支持AIIB和支持区域性开发银行有什么冲突。亚洲的基础设施和投资需求是客观存在，而世界银行[微博]、亚洲开发银行、AIIB以及区域的私人银行部门可以并立生存，因为亚洲的地区资本投资需求超过上述任何一个机构独有的能力。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能尽早改变方向。

　　《财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好，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罢，都是人微言轻的金融机构，中国等希望通过这样的多边机构来改变地区经济结构，是否显得力不从心？

　　陆克文：这些金融机构都能够提供融资，问题是，这些机构是存在于现有的多边框架之内还是之外？底线是明确的。过去几十年中，出现了正式的开发银行体系之外的金融机构。如果反对AIIB是因为它没依照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对伊斯兰开发银行呢？现有的诸多国际银行体系都是在正式的多边开发银行框架之外，我认为这是百花齐放，只说明该地区对投资的需求非常之大，而投资供给不足。

　　《财经》：人民币在以贸易货币的角色崛起，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的过程中，中国希望人民币走出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亚洲区域的一个主要货币。人民币在你看来，可以走多远？会对美元带来实质性的挑战吗？

　　陆克文：人民币的未来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没有其他人能影响它，因为这完全是中国的决定。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国在推动一系列以人民币计价的双边贸易协定，甚至包括英国、德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过去几年，以人民币计价的全球贸易融资的比例已经从2%－3%增加到13%左右，甚至可望达到20%。这显然有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因素。

　　人民币完全国际化取决于中国政府在一个问题上的决策，即是否决定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目前不愿作这个决定，因为在资本市场自由化和浮动汇率的情况下， 中国和境外资本会如何互动，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这是中国一直以来的顾虑。最终这个问题还取决于中国自身如何选择。

　　亚太走向融合还是分裂？

　　亚太自贸区的程序也是自由贸易协定的程序。现在的问题是，在FTAAP和TPP之间，哪一个贸易协定会更全面？哪一个对提高经济增速更有帮助

　　《财经》：中国选择了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作为APEC峰会上具里程碑意义的举措，人们推测FTAAP会对TPP形成重大挑战。中国为什么要借用这一概念来界定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未来领导力？你怎么看中国的贸易外交？

　　陆克文：其实在美国重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之前，TPP已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澳大利亚也与美国就此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同时，在TPP谈判中，我任内的澳方政府一直坚持TPP应对中方参与敞开大门。

　　亚太自贸区的程序也是自由贸易协定的程序。现在的问题是，在FTAAP和TPP之间，哪一个贸易协定会更全面？哪一个对提高经济增速更有帮助？我认为如果能将两个贸易协定综合在一起，会是明智之举。当然，两个协定都雄心勃勃，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

　　《财经》：其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时已经表明了态度，他说，应该由美国，而不是中国来制定亚洲的贸易规则。

　　陆克文：如你所知，东亚就至少包括20个到25个国家经济体。因此，什么才是对该地区最有利的未来贸易投资和经济框架？这应该由该地区各经济体共同决定，这既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能作的决定，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亚太地区应形成共识，即这里需要更多贸易、更多投资，而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意味着更多的就业。亚太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应当意识到，围绕不同形式的贸易架构争吵不休没有价值。

　　包括TPP和FTAAP在内，针对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提议并不少。但我们不希望看到因为地缘政治的力量，使各国在两个阵营之间分化。我再次呼吁把这两套贸易协定合二为一，形成一个总的自由贸易协定，从而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活动。这将是非常好的结局。

　　《财经》：FTAAP未来的潜在经济利益每年可达2万亿美元，而TPP则是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经济支柱，是华盛顿对中国崛起战略回应的关键组成部分。贸易是混合了各种因素的利益博弈。

　　陆克文：事实上，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已远远超过美国。中国是这一地区最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对东亚每个国家来说，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可能都比美国更重要。亚洲现在主导全球经济，而中国主导亚洲经济。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和贸易现实，并且将逐渐成为投资现实。

　　两个贸易协定的谈判有可能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这种危险是我不愿看到的。因此，对中国和美国来说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而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关键在于两国的政治领导层。我们需要政策上的一致，把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而不是分裂作为共同的目标。同时，也要看亚洲其他国家的政治领袖能否找到最佳的贸易模式。

　　《财经》：在中国经济下行，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背景下，美国也许会有更多的腾挪空间以加深其在亚洲的影响力，而中国扮演“亚洲未来”的角色则将变得逊色？

　　陆克文：我无法预测最终结果。我描述的是自己认为最好的贸易政策结果。至于说谁来主导这个过程，这是地区其他国家的事情。东南亚国家的利益也应当值得重视。

　　中国经济需要从贸易获得更多增长。中国2014年7.4%的经济增速在我看来挺好的。但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仅占约3.4%。一直以来出口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需要扩大贸易，包括和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至整个区域，因为我们需要通过更强劲的贸易来提高整体经济水平。

　　我认为中国在非常聪明地观察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从何而来。中国需要继续通过净出口获得更大发展，也在试图通过国内消费刺激经济活力。公共投资方面的活动已有所减弱，私人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需要变得更活跃。基建或许需要有所克制。所以增加净出口是等式的一方面，也应放在中国经济的新模式和新常态之下进行考虑。

　　在中国新的、低速增长的环境中有两个可能：一是，中国经济的新推动因素，如国内消费、私人固定资产投资等，应得到鼓励和进一步发展，从而带来更大的发展；另外，净出口的表现应比近几年更好。这不完全是中国的问题。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这几年非常不景气，这也是为什么亚洲的贸易活动更为重要，也是为什么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两国间更频繁和更深入的贸易往来对双方都非常重要。

　　《财经》：如果比较亚洲和欧洲，亚洲的区域主义一直由市场引领，各国政府只是推动而非领导这一进程。东盟共同体还有超过10%的目标没有完成，东盟牵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年内将完成谈判，但很多国家内部面临着一系列政治问题，你怎么看更广义的东亚融合？

　　陆克文：谈到更广义的东亚融合，亚太经合组织在抑制保护主义过度、通过在国内实施竞争性政策，从而把自由贸易拓展到境外等方面仍将继续扮演积极角色。双边和诸边自由贸易协定也会发挥作用，更多的、包括AIIB在内的各种投资机构也会起到协助作用。

　　如果我们回溯一下历史：1914年全球的经济高度整合，然而却陷入战争。经济和政治并不一定步调一致，但尽管遇到一些障碍，东亚经济上的整合一直在继续。这个过程相当自然而然，因为亚太经合组织、各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都起到了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未来几十年，亚洲的经济发展将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础。

　　但在进一步整合区域经济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培养能够发挥类似功能的区域政治机制。眼下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这类机制来处理复杂的政治和安全问题。这是需要培养的。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亚太共同体(APC)。

　　《财经》：亚太地区现在呈现出TPP与RCEP的竞合关系，实际上是中、美等国区域经济战略的较量，最终我们会看到一个分裂的亚太地区，还是更为一体化的？

　　陆克文：有两种可能。一是亚太相互竞争的贸易框架导致分裂而非融合；二是试图结合这两个方案。我建议后一种道路。该地区其他国家是否会达成这样的结论是他们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至少，当我们谈论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其内容的正确性，包括经济、贸易、投资、地缘政治、环境政策等内容，都要正确。

　　亚太新的变量

　　贸易政策的不同意见只是处理大国关系过程中需要管理的问题之一，中美不要一再经历从问题到合作，再到问题，再到合作的反复

　　《财经》：石油价格自2014年7月以来已下降了一半，低油价帮助美国转向贸易平衡，实现经济增长，使美国在国际上更强有力地推行自己的主张，奥巴马也有资本更激进地推行其政策，这一切将如何转变亚太地区的贸易状况？

　　陆克文：油价为何下跌？我认为原因一是在低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我们积累了过度的供给；二是沙特阿拉伯急于展示他们对全球石油定价方面仍有强大的影响力。全球石油天然气行业被沙特阿拉伯视为“边缘玩家”的那些竞争者，其实都在挑战沙特阿拉伯作为全球石油供应国的传统地位，这一势头使沙特很不高兴。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些考量会发生改变吗？这些激发因素会变吗？油价到底会跌到多低的价位？这些根本无法预测。

　　中国很明智地利用低油价来提高石油进口量，从而增加战略石油储量，这是非常理性的选择。

　　油价如果低于50美元、甚至低于70美元，从经济成本的角度，都会使美国页岩气开发造成大的影响。页岩气石油项目的收支平衡点大约在每桶70美元。而现在油价已经跌到每桶50美元。因此，美国国内能源革命的乐观态度会受到重创，也会迫使美国很多新的、边缘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商关门。

　　那么对整个地区而言意味着什么？很难说。中国正在积极地以煤炭替代石油，而在中国的能耗组成中，石油所占的比例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目前的12%，增加到约20%。这个战略现实意味着大部分石油将来自中东地区，不管价格高低。因此中国面临一定的地缘政治挑战，包括对海湾地区、赫姆兹海峡甚至包括马六甲海峡的稳定。

　　《财经》：奥巴马2016年卸任，如果盘点他的外交政策遗产，贸易政策遗产会不会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陆克文：奥巴马希望美国在太平洋或大西洋，或同时在这两个地区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国会有望在推动“快速道”授权法案方面给他开绿灯。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奥巴马也希望从战略层面找到平衡的关系，强调、接受并认识到两国的差异但同时又能够管理差异；其次，这样一种关系也需最大化中美两国的双边及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合作；第三，这样一种关系会逐步建立战略互信。

　　贸易政策的不同意见只是这个过程中需要管理的问题之一。奥巴马的态度是建立在去年11月访华，及与习近平间一系列成功的双边会议基础之上的。他希望中美关系有一个战略框架能够实现上述三个目的，而不是一再经历从问题到合作，再到问题，再到合作的反复。

　　《财经》：显然TPP在短期内是美国最具雄心的贸易政策。但市场准入方面的分歧延缓了TPP达成协定的步伐。TPP谈判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日本，在农产品和汽车市场准入方面意见难以弥合，这个局面会改观吗？

　　陆克文：这取决于日本政府。安倍首相以绝对优势重新赢得选举，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改革疲软的日本经济。安倍知道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在取得很好的选举结果的前提下，他没有理由不这样做，这最终也取决于日本国内允许经济接受外来竞争的政治意愿——他们是否准备好开放日本经济，去面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际竞争。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日本经济的历史和文化倾向于保护主义。因此要打开日本经济，需要安倍拿出相当大的政治勇气，这也是和美国达成任何新的双边或诸边协定的代价。

　　《财经》：2011年美国曾提出构建“新丝绸之路”计划，但被认为是贸易政策地缘政治化；而中国高层则倡导的“一带一路”，就地区范围和战略推动而言，中美“丝绸之路”都涉及中亚地区，你怎么看中国版丝绸之路的优势和劣势？

　　陆克文：据我对中国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洋新丝绸之路计划(“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分析，中国的丝绸之路的想法其实是围绕东盟而非美国而提出的。东盟在过去五年到十年里提出了一个“东盟互联互通”的概念，即打通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陆地、公路、铁路、港口、航空和数字往来，将东南亚转变为一个覆盖5亿人口的整合区域经济。这个规划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国从中学习借鉴，显然也和东南亚很多人讨论过这个方案，从而提出了将中国和欧亚大陆、东南亚乃至中东，东欧和西欧连接起来的丝绸之路规划。

　　互联互通对全球经济很有益处，互联互通越紧密越好。当然这个规划非常昂贵，但中国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中。基本经济理论告诉我们，除非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基础经济、基础设施，否则不管你做什么都没用。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积极的计划。

　　对中国来说，打造海上丝绸之路也好、陆地丝绸之路也好，重点是和邻国的谈判，其中显然也包括印度。中印应当就未来各自的经济利益达成一致。关于这些问题，亚洲地区也有很多不同经济观点。在我看来，亚洲缺少交通运输和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如果中国能找到一种解决的方式，我们应当支持它。中国经济总量巨大，也希望和世界其他大的新兴市场互联互通，包括非洲、中东和南亚，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新丝绸之路事关泛亚洲和泛亚欧的互联互通，不仅仅是中国和欧洲，还包括中国和南亚、中东、非洲和欧洲的联系。如果投资这些地区，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财经》：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被认为是丝路经贸投资潜力最大的区域，同时，印度也希望利用“伊印走廊”通过伊朗扩展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商贸联系。中亚会成为新兴的贸易争夺热点吗？

　　陆克文：这是中亚五国政府的问题，如果加上蒙古的话就是六个国家。这些国家有丰富的土地和资源，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无论是在农业、资源还是其他经济机会方面。这也取决于他们决定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来往。我认为这些国家会找到最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方式，与中国、俄罗斯、美国等进行经济往来。这些国家都希望发展经济。例如哈萨克斯坦就在积极发展和经合组织(OECD)的关系。

　　在达沃斯论坛，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和经合组织秘书长会面，探讨了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和项目，旨在让哈萨克斯坦成为该地区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国家。人均年均收入1.2万美元的哈萨克斯坦已迈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主权决策非常重要。因此，问题在于他们想要怎样达到目标。

　　《财经》：你提到俄罗斯，资源大国俄罗斯由于低油价，由于美欧制裁，使俄经济受到打击，这是否会影响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角色？

　　陆克文：俄罗斯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来说的潜力有若干方面：俄罗斯农业的未来发展需要大量投资；显然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藏量对中国和其他能源消耗国来说非常有价值；俄罗斯在国防工业领域仍然是重要的出口国。在和中国的交往中，俄罗斯仍然是经济等式的重要部分。地缘政治上，俄罗斯也将继续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角色。

　　《财经》：世贸组织[微博]框架下的多哈会谈受阻以来，不少国家转向了更为自主的双边或多边自贸谈判，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也在不断兴起，而在亚洲，这个趋势尤其明显。你认为这一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陆克文：个中逻辑很清楚：多边协定对大家都是有利的。但鉴于WTO[微博]运行的情况，并且一些国家拒绝签署多边协定，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双边或诸边协定，否则就倒退变成自给自足、闭关锁国。对想要发展经济的人们来说，这是自然的反应。亚洲现在主导全球经济，而中国主导亚洲经济。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