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数据造假探因

　　如何避免统计数据、特别是地方统计数据失真？前述国家统计局官员表示，孙冶方早已给出了答案：让经济统计独立。但更多受访者提醒，这显然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央地“掰手腕”的结果，同时，若一碰到问题就要求让某一经济职能独立，进而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也很可能阻碍地方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如何平衡其中的各方面关系及得失，需要审慎决策。

　　据财经网报道，2015年4月30日，中国各省份的一季度GDP数据公布，某省(下称A省)部分宏观数据负增长，延续了2014年以来的下滑颓势，但细究其具体部门的实际增长，其中的数据失真，堪为样本。

　　就在“十一五”末和“十二五”之初，A省GDP增速在全国尚名列前茅。A省多位官员、企业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A省经济加速下滑，固然有产业结构单一、投资品比重大、政商环境不佳等因素，但之前数年间统计数据失真，亦是重要原因。

　　接近A省统计部门的人士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至2014年春的几年时间里，A省各项宏观数据泡沫年年增大。这导致近一年以来的宏观数据同比基数被人为抬高。这也使得一季度的数据难看——其实该省的实际增长没有数据显示出来的那么糟糕，只是因为原有的基数太高，导致今年的“数据增长”乏力。

　　《财经》记者获得了A省部分内部掌握的宏观数据，在和金融危机以来A省历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统计公报)比对之后，佐证了前述官员的说法，有关经济数据的统计和发布失真，引人深思。

　　2014年，中国各省份公布的GDP增长总和，超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约4.78万亿元，超出比例约7.5%。这一比例尽管较之前有所缩水，但地方经济数据的统计失真病根仍未去除。GDP至上的扭曲政绩观，折射出自自上而下式政绩考核体系多年延续的某种缺憾。

　　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统计专家称，A省或是各地区经济数据统计失真样本中较为严重的一个，对于这样的问题再不从根本上纠正，从中央到地方许多经济决策将被误导，相关政策措施也难以对症下药。

　　“被修正”的净出口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经济专家均认为，地方某些经济数据统计失真的源头，是多年的官员政绩激励体系导致的各省份对GDP增长的单一偏好。为此，在真实的增长率不能够符合预期的情况下，一些省份不惜违背事实，主观修正当地的GDP数据，具体操作手法也非常多元。

　　维系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净出口与投资、消费并驾齐驱。如果净出口数据不理想，则将严重拖累整体增长。A省的一个选择，是“修正”或“隐藏”进出口数据。

　　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A省统计公报显示，全年进出口总值724.4亿美元，同比增长32.1%。其中，出口420.6亿美元，同比大涨168.4%；进口总值仅为303.8亿美元，远低于出口总值。“净出口为正”(即出口大于进口)，为A省当年9%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正贡献。

　　但同样是A省的统计公报，在进入2009年和2010年时，进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出口总值及其同比增速这些数据“集体失踪”。内部解释的原因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初，A省出口数据“急转弯”，出现了“掉头向下”。

　　《财经》记者看到的一份内部数据显示，2009年，A省出口同比负增长16.4%，且出口总量不及进口总量的四成。2010年，A省进口571亿美元，出口481.3亿美元，尽管出口大涨三成，但净出口依旧为负。

　　净出口为负，将把A省GDP增速反向拉动。由于进出口数据统计由海关负责，而各省、区、市海关由海关总署垂直管理，A省选择了让进出口主要数据在2009年和2010年的统计公报中“消失”。

　　即使如此，在公开的统计公报中，仍有迹可寻。A省出口市场中，亚洲份额占比六成左右；亚洲市场中，日本市场占比三成以上，为A省第一大出口市场。A省2009年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对亚洲出口210.8亿美元，对日出口77.1亿美元。与相对值附后的惯例不同，当年统计公报只列出了对亚洲和对日出口的绝对值。

　　《财经》记者查阅过的2008年A省统计公报显示，A省当年对亚洲出口257.6亿美元，对日出口92.6亿美元。也就是说，2009年A省对亚洲出口同比下滑18.2%，对日出口同比下滑16.7%。

　　通过让进出口主要数据“消失”、让主要出口地区负增长数据“消失”的办法，A省2009年和2010年统计公报变得“好看”了起来。那两年的统计公报显示，A省GDP分别增长13.1%和14.1%。

　　进入“十二五”之后，伴随着4万亿投资等刺激政策的退出，经济结构单一、“成品没有销路”的A省出口也开始不景气。于是，“修正”进出口数据的办法开始被采用：做小进口数据，必要时改动出口数据，以维系“净出口为正”。

　　内部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A省历年进口额均高于出口额，即：净出口为负。但是，同一时期A省统计公报中，出口额一直高于进口额，即：净出口为正。

　　例如，2012年和2013年，A省出口额同比增速仅为1.5%和0.2%。但是，统计局同期的数据显示为13.5%和15.6%。

　　其中，2012年对亚洲和对日出口数据“变脸”，折射出A省彼时的政绩压力。A省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对亚洲出口312.5亿美元，对日出口109.8亿美元；2012年，对亚洲出口336.8亿美元，对日出口101.3亿美元。以此数据计算，则A省2012年对亚洲和对日出口增速分别为7.7%和-7.7%，但是，A省2012年统计公报对此分别给出了61.7%和34.3%的同比暴增数据。

　　2014年春以后，A省统计失真现象开始有所纠偏。当年的统计公报中，进出口额增速为-0.5%，出口额增速为-9.0%。但接近统计部门的人士表示，真实外贸数据并没那么差。内部数据显示，同期这两项增速分别为5.4%和6.3%。原因如前所述，2013年的基数太高。例如，2013年内部数据显示，当年进出口额仅增长1.6%，但在统计公报中，这一增速变成了20.4%。

　　统计失真是否普遍化？

　　《财经》记者采访的A省各地官员证实，金融危机以来，A省统计失真已呈普遍化。GDP增幅、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数据、税收增幅，均有不同程度的水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提出广东“腾笼换鸟”，产业升级；金融危机之后，上海等地提出“超越GDP转型”，不再将“保八”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但A省在金融危机之后提出要逆势超车。自此，由上而下的数据“修正”压力开始胜过以往。

　　在这个工业比重超过一半的A省，投资增幅一直是各级官员工作的重中之重。招商引资数据失真首当其冲。

　　2010年，A省某副省级城市(下称B市)提出，当年招商引资的外资要达到100亿美元，而同期全国FDI(外商直接投资)仅为1057亿美元。B市一位负责招商引资的官员认为，以一市之力承担接近全国十分之一的增长率，显然是很难完成的。

　　招商指标于是被层层分解。B市某区分到了20亿美元，当年实际完成18亿美元，用“技术手段”增加了2亿美元。而上级的要求是下一年度在此基础上增加50%。在那之后，一直到2013年，每年以这一比例追加。

　　指标无法完成之时，B市开始仿效A省的另一个副省级城市(下称C市)，以“假外资”冲抵指标。C市曾要求辖区内部分企业，将人民币汇到香港，转成港币，再以港币回C市投资。企业提出汇率损失由谁来负，C市财政“慷慨解囊”。这一模式被B市接纳并学习。而两个副省级城市的财政局，则为数据的这一自我循环埋单。

　　A省2010年和2011年统计公报中关于FDI的统计，折射出了这一“成果”。统计公报显示，A省第二产业FDI在那两年分别为83.7亿美元和123亿美元，但2011年的相对值缺失。根据统计公报的数据计算，2011年该项数据的同比增幅高达47.0%。

　　投资的“快速增长”能带来GDP增幅“跑步前进”，财政收入的增长就需要税收增长的“跑步前进”了。于是，省内税务部门经常操作的办法是：一笔税收收上来后，再想方设法返还给企业，企业反复上交两三次，税收的总体增幅可以凭空翻两三倍。

　　直接“制造”税收的办法也被采用。比如，成立两家国资公司，资产仅有土地。两家国资公司发生一次土地交易，进而产生税收。两家国资公司原本没必要产生此一交易，通过账面交易也没有实现任何财富增值，但钱从政府的左兜平移至右兜，税收由此而生。

　　2012年A省统计公报显示，当年该省财政收入增长60.4%。但《财经》记者比对了2011年和2012年A省统计公报中的财政收入绝对值之后发现，其增长仅为17.3%。

　　能够带来政绩的数据中，还包括了“产品销售率”。2010年-2014年的A省统计公报均列出了历年的产品销售率，最低年份为97.6%，最高年份为98.2%。以此数据来看，这个主要生产投资品、“产品没有销路”的工业省份，几乎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但真实的情况是，在这个工业大省，产能过剩比比皆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地方任职期间，曾经在一次全国“两会”上表示，自己更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评估经济形势。后来，这三项指标被经济学界归纳为“李克强指数”。

　　A省发布的2009年统计公报部分印证了“李克强指数”的可靠。A省当年的统计公报显示，铁路货运量为13336万吨，同比增长5.0%。但《财经》记者查阅A省2008年统计公报时发现，当年铁路货运量为17400万吨，也就是说，2009年A省铁路货运量同比下滑了23.4%。彼时，正是金融危机影响最为深重的时期。

　　除了将铁路货运量“由负转正”，A省还重启节能减排期间被关闭、但尚未拆除设备的高耗能、高污染高炉，以增加耗电量。

　　一年前，国家审计署“突袭”A省某核心部门。接近该部门的人士称，国家审计署工作人员不请自到，仅在该部门停留十余分钟，旋风般拷贝关键数据。自此，统计泡沫开始缩水。

　　问题是，历经多年数据失真之后，很多数据之间已经难以衔接。《财经》记者在金融危机以来的A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看到，数据缺失之处比比皆是。

　　例如，2013年统计公报写道：全年新增固定资产14563.1，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6450.8。其中，住宅开发投资4666；商业营业用房开发投资1096.9。不仅绝对数额缺少单位名称“亿元”，相对数额、也就是同比增幅也不见踪影。

　　当年的统计公报还写道：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8.7∶56.7变为8.6。仅2009年的统计公报中，只列数字不附加单位名称之处，达72处。

　　5月上旬，《财经》记者向A省统计局发去采访函，询问该省数据是否有失真现象。直到5月下旬截稿时，A省统计局对此一询问未有回复。

　　央地经济统计博弈

　　2014年4月初，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召集各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开会。国家统计局人士表示，这个季度例会，是国家统计局在公布季度数据之前的“规定动作”，一些统计数据有水分的省份，在会议上会被公开要求纠正数据。

　　金融危机以来，A省多个宏观数据最终“腰斩”，印证了国家统计局的纠偏力度。2010和2011年，以A省统计公报的绝对数值计算，GDP增速分别为21.3%和20.5%，但公布数为14.1%和13.1%；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26.9%和23.2%，但公布数为16.8%和14.3%。

　　2011年的实际到位投资相对值“被砍”更多，以A省统计公报的绝对数值计算，当年实际到位投资猛增45.0%，但公布数仅为15.7%。“被砍”比例与之仿佛的还包括2010年的财政收入。以A省统计公报的绝对数值计算，当年财政收入增长26.0%，但公布数仅为9.2%。

　　4月初的例会上，A省又被“纠了出来”。A省统计局官员回应道：请国家统计局不要在意A省的统计数据，而要看A省的实物量。关于这部分数据，A省确保其真实性。

　　A省官员所提到的实物量，正是国家统计局“腰斩”有水分数据的筹码。每个季度结束之时，国家统计局均会根据各行业的实物量，以生产法GDP的方式，将各行业增加值汇总，计算出全国GDP.

　　实物量部分来自国家统计局自身的统计数据，部分来自地方上报数据。其中，地方上报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国家统计局一位司级官员表示，由于时间紧张，地方初步核算数水分较小。待到地方发现初步核算数与计划数相差较远、花费较长时间“调整”之后，数据水分通常会增加。国家统计局反其道而行之，以实物量为基础的初步核算数“制衡”地方。

　　在“大跃进”造就了“亩产万斤”神话之后，如何避免农产量造假，一直困扰中央。上世纪90年代，朱基要求农业部门放弃农业数据统计发布权，统一交由国家统计局发布。

　　2007年，全国统计系统的城市调查队、企业调查队、农业调查队合并为调查总队，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立32个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由国家统计局对人、财、物垂直管理。国家统计局A省调查总队一位官员表示，此举基本杜绝了“民生数据”的失真可能。

　　问题是，2007年的“垂直”，只进行了一半，主要宏观数据的统计，仍然依靠地方政府的层层上报，也就是说，统计失真的病根并未去除。

　　一位在统计系统工作超过30年的司局级官员表示，要求将统计系统全部垂直的呼声，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停止。1983年，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去世之前，对前往探望的分管经济的中央领导表示：希望中央重视统计工作。统计工作一定要独立，才能可靠。

　　“但是，地方官员是统计系统全部垂直管理的最大阻力，统计数据是地方主官的核心利益。”前述统计系统司局级官员说。

　　地方病根未除，亦连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据《财经》记者了解，本届政府上任之后，在国务院主要领导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其他部委领导就对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当面表达过质疑。

　　如何避免统计数据、特别是地方统计数据失真？前述国家统计局官员表示，孙冶方早已给出了答案：让经济统计独立。但更多受访者提醒，这显然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央地“掰手腕”的结果，同时，若一碰到问题就要求让某一经济职能独立，进而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也很可能阻碍地方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如何平衡其中的各方面关系及得失，需要审慎决策。